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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引导下，炒房的潮水逐渐退去、楼市日趋冷静，购房者置业观也趋近理性。房地产重新回到了“产品主义”的时代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房企在调整经营策略的同时，更应严控产品质量，以具有高水准、创新力的产品应对当下市场的考验。上海房地产业界人士宋会雍称，维权事件频发暴露出高周转背景下，企业在管理上的纰漏，给开发商带来一定的警示，特别对于高周转企业。
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，其实我们经历过多次外需大幅下降的考验，比方说比较近期的2015年，按美元计价，我们的进出口总额整体下降8%，2016年整体下降6.8%，都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下行压力。但是我们依靠扩大内需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使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，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。所以，承受冲击的韧性更足、能力更强。
全美各地的大学已经在应对收入损失，因疫情导致的食宿退款、捐赠基金减少和暑期课程取消都造成了影响。但更大的问题将在未来几个月显现，届时学校可能会有更少的学生，他们将需要更多的财政帮助。如果学生们在线上课，学校还会损失食宿费用这一块的收入。拉普表示：“这所大学面临着巨大的财政挑战，未来几个月将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。显然，未来几个月还需要采取额外的成本节约措施，包括让部分职员休假和裁员的可能。”
事实上，比亚迪“广告门”事件的集中爆发是在7月16日。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，一个由代理商垫资并获取高额利息的利益链条浮出水面。7月16日，王新对本报记者表示，在上海雨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雨鸿文化”）汪晓婷的介绍下认识了上海比亚迪电动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金比亚迪”）的李娟，并在李娟的促使下与“比亚迪”签下垫资协议，“垫付6000万元，比亚迪承诺在年底返还8970万元”。
罗文：我补充几句，中美经贸摩擦对两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都会造成一些影响，尤其是这次新一轮2000亿美元的主要征税对象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。客观地说，给我们这些中小企业造成的困难有所增加，伤害的不仅仅是两国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，更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。中国的发展从来都是在攻坚克难中前进的，没有我们过不去的坎，我们有信心、有底气、有条件，也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。
在比亚迪“广告门”事件当中，最初是围绕一个名为“李娟”的神秘人，李娟的身份随着各方说辞的不同更加扑朔迷离。在李娟背后还有一个叫“陈振宇”的人。而比亚迪在7月16日发布的公告中已经明确二者非比亚迪在职或离职员工。那么，李娟和她的“国金比亚迪”在广告圈内混迹三年之久，广告商为何从未质疑过她的身份？李娟为何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在比亚迪和代理商之间牵线搭桥。如果李娟与比亚迪内部的人没有任何关联，为何长达三年以“国金比亚迪”名义开展业务？这当中到底存在哪些不可告人的利益驱动？
